五四健將羅家倫——胡適最堅定的支持者（六）
1924年9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委會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馬衡、胡適、顧頡剛、朱希祖、陳垣。（摘自網路）
顧頡剛的回憶中記述了他們當時所受的震動：「他（胡適）又年輕，那時才27歲，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我瞧他略去了從遠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只從《詩經》裡取材，稱西周爲『詩人時代』，有截斷衆流的魄力，就對傅斯年說了。傅斯年本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黃侃教授的高足，而黃侃則是北大里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爲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爲《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年輕教授引人注目
胡適在回國以前，已經寫過一篇《文學改良芻議》而進入了新舊文學論戰。此時正當蔡元培在北大實行「兼容全包」政策，鼓勵學生培養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研究學術的時候，這位與許多學生年齡相差無幾，卻帶來了西方文化和學術界最新訊息的教授，立即吸引了大批學生的注意。
他的課室、辦公室和住所，都成了衆人聚集的地方。羅家倫主修的是外國文學，必定選過胡適所開的英文課；羅家倫又愛選聽外系的課，其中有學分的6門（3門是兩學期的課）便在胡適所屬的哲學系。羅家倫回憶最初與傅斯年結交，先是在哲學系同上過3門課，而他們開始有較深的瞭解，卻在胡適之先生家裡。那時他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此地竟成爲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中國文學系的傅斯年、中國哲學系的顧頡剛、數學系的毛子水和外文系的羅家倫，胡適對上述這一干人等的影響極爲深遠。
如此年輕的師長，比他這些學生大不了幾歲且本來又是謙和平易的人，他們之間的關係的確亦師亦友。甚至一開始，胡適謙抑，而學生狂妄起來的時候多有之。從胡適留存的書信可看出羅家倫和傅斯年一干學生對教授的直言不諱：「今天《時事新報》上又有那上海式的鴛鴦蝴蝶先生與你談詩；同人的意思，請先生不理；若是先生理他，便是中了他的計。因爲他們這班無聊的人，求先生理不得，先生理他就是同他登廣告。學生家倫。十九日。」
另一封是傅斯年和羅家倫的聯名信，爲的是《新青年》內部意見分歧，面臨停辦，而胡適有可能接手，於是敦勸他「斬釘截鐵，一定不辦」。信讀來有趣，雖稱之爲先生，但語氣卻着實不客氣地在「指教」。或許因爲胡適一向溫和的性情，這些年輕氣盛的學生常常覺得要在某些立場問題上替他拿主意。在往後的崢嶸歲月，他們之間起了爭議，往往不類師生而似平輩，亦常有之。
胡適的這些學生中將來多有涉足政壇，效力於民國政府的，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而胡適則始終和國民黨保持着一種「諍友」的關係，這使得他同這些學生間的關係亦變得微妙，大概那時候，學生們才特別深切地領會到這個溫和先生內裡的剛正。終其一生，胡適以其交往中富有人性而原則上充滿勇氣和道義的人格力量使這些常常跟他直言爭辯的弟子們折服，其精神亦多少感染和貫注到他們當中。
對於羅家倫來說，他一生中同胡適的關係並非最密，但無不在其生涯的各個階段中留下顯著的印記。進入北大是他們師生關係的開始，然後自然就是新文化運動，辦《新潮》，五四運動，羅留學歸來後他們都開始介入民國的政治生活，以後則多因此而交接，也有過沖突，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奮爭、支持和努力。羅家倫後來成爲民國政府駐印度大使一節，並胡適出任駐美國大使，則是民國時候學者大使僅有的兩例，胡適也堪稱這種學者大使的楷模。
在新文化運動方面，羅家倫無疑是胡適最忠實熱烈的追隨者、支持者之一，北大時期自是他們因新文化運動而關係最密的時期。而後來，在羅家倫介入國民黨政黨政治，在政治立場上胡適與其保持一定距離，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和行動上羅家倫仍與胡適保持一致，終羅氏一生，堪稱胡適新文化運動忠實堅定的同道。北大時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羅家倫幾乎成了胡適「助手」，無論在思想觀念和學術追求上，羅家倫都非常明顯地受到胡適的影響，正是在胡適的榜樣下展開自己所要從事事業的諸多方向。
首先是在文學革命方面。1918年胡適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後，新舊兩派的論戰在北大校園內日趨激烈。羅家倫當時對胡適提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特別推崇，堅決捍衛。他本喜讀外國文學的書，這方面有不錯的基礎，成爲胡適文學革命思想方面的得力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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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潮》中羅家倫響應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到發表在同年《新青年》第5期的第2篇，將近2萬字的〈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再到發表在12月的《新潮》上，1920年羅家倫在赴美留學的船上完成的另一篇長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都一一展現了羅家倫對胡適文學革命論的響應。在白話文運動上，羅家倫也是胡適的最早最堅定的支持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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